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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卸他人车牌后索财行为的如何定性?
邵阳交通事故律师 郑贴侨律师 咨询电话:18907390038
发表日期: 2018-07-06 09:39:36 阅读次数: 247 查看权限: 普通新闻



案情简介
2014年8月至10月期间,张某、王某、赵某三人预谋通过卸取他人车牌用以索财,趁夜深人静之际,使用携带的螺丝刀等作案工具,在多地小区停车场将他人车辆的车牌卸下后藏匿,并在现场留下纸条,纸条上附有张某的联系方式和指定银行账户,并强调如果不按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则毁坏车牌,待车主汇款后即告知车牌的藏匿地点。直至案发,三人共作案29起,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共计15400元。

分歧意见
对于本案中张某、王某、赵某三人的行为应如何定性,存在不同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三人成立敲诈勒索罪。理由是:三人拆卸车牌并藏匿的行为只是实施敲诈勒索的手段,但三人主观上并无非法占有车牌的目的,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三人企图利用车牌对车主进行要挟,车主基于心理畏惧而不得已给付了钱财。因此,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三人成立盗窃罪。理由是:三人共实施了两个犯罪行为,盗窃车牌和勒索财物的行为,这两个行为构成牵连关系,根据牵连犯的处罚原则,应当从一重罪进行处罚,结合我国刑法相关规定及司法解释,本案盗窃罪的处罚比敲诈勒索罪的处罚要重,应以盗窃罪进行处罚。
第三种观点认为,三人仅成立盗窃罪一罪,不属于牵连犯的情形。理由是:三人卸取车牌并藏匿的行为违反了被害人的意志,将原本由车主占有的车牌转移为自己占有,使车牌处于自己的支配、控制之下,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三人之后利用所卸取的车牌向车主索要钱财的行为之所以不构成敲诈勒索罪,是因为没有达到“胁迫”的程度,没有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因此不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笔者观点

笔者赞同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中张某、王某、赵某三人成立敲诈勒索罪,理由如下:
一、张某等三人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他人占有的数额较大的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
从客观方面来看,盗窃罪要求行为人窃取的是他人占有的财物。窃取是指违反被害人的意志,将他人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或第三者(包括单位)占有。本案中,三名行为使用携带的螺丝刀等工具将他人车辆上的车牌卸下后藏匿,将原本属于车主占有的财物转移为自己占有,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要件。
从主观方面来看,盗窃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故意,还要求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即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所窃取的是他人占有的财物,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人,将他人的财物作为自己的财物进行支配,并遵从财物的用途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本案中,三行为人主观上显然认识到了自己卸取的车牌是他人占有的财物,但其主观上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呢?笔者对此持否定回答。
非法占有目的由“排除意思”与“利用意思”构成,“排除意思”是为了将盗窃罪与不具有刑事可罚性的盗用行为相区别,是达到了可罚程度的妨害他人利用财物的意思。“利用意思”则是使盗窃罪与故意毁坏财物罪相区别,是指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就“排除意思”而言,行为人盗窃车牌后勒索财物的行为只是排除了权利人对车牌的暂时占有,并没有侵害车主相当程度的利用可能性,也没有消耗车牌的价值,并非永久或长期不法占有车牌,因为行为人在被害人汇款后通常会“守信用”地返还车牌,因此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排除意思”。从“利用意思”来考察,“利用意思”不限于遵从财物的经济用途进行利用、处分,凡是具有享用财物可能产生的某种效用、利益的意思的,都可以评价为具有遵从财物可能具有的用法进行利用、处分的意思。如男性基于癖好窃取女士内衣、窃取他人钢材作为废品卖给回收公司的,均可视作存在利用意思。但本案中,行为人以所盗车牌为筹码索取财物,由于索取财物行为已经超出了对车牌本身的侵害范围,显然不可能解释为遵从车牌可能具有的用法进行利用和处分,因此,行为人主观上不具备“利用意思”,三行为人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主观要件,不成立盗窃罪。
二、张某等三人的行为不属于牵连犯
一般认为,牵连犯,是指犯罪的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与目的行为或原因行为分别触犯不同罪名的情况。也就是说,行为人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实施了犯罪行为,其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最后处断为一罪的犯罪形态。牵连犯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必须是其手段行为或结果行为又触犯了其他罪名,二是数行为之间存在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的牵连关系。要成立牵连犯,前提是手段行为与目的性为均构成相应的犯罪。
如前所述,本案中,张某等三名行为人实施的拆卸车牌的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主观要件,因而不成立盗窃罪。既然行为人的前一行为不构成相应的犯罪,即使其所实施的后一行为构成相应犯罪,也不存在成立牵连犯的前提条件,因而三名行为人的行为不属于牵连犯的情形。
三、张某等三人的行为成立敲诈勒索罪
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的行为。敲诈勒索罪的基本构造是:对他人实行威胁(恐吓)——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对方基于恐惧心理处分财产——行为人或第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
从客观要件来看,要求行为人使用胁迫手段,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进而取得财产。敲诈勒索罪中的暴力,不需要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只要足以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即可。胁迫,是指以恶害相通告,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就本案的情况来看,对车主而言,在其车牌被盗之后,因无法正常上路行驶,会对其日常生活、工作等造成较大影响,且行为人通过留在现场的纸条向车主明确传达了不给钱便不归还车牌甚至进行销毁的意思,显然无形中给车主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车主为了尽快恢复其正常的生活状态,于是被迫答应了行为人的不法要求。
上述第三种观点认为,三名行为人的行为不成立敲诈勒索罪的原因在于,其行为没有达到“胁迫”的程度,没有使对方产生恐惧心理。但笔者认为,即使车主在收到对方的勒索要求时,十分淡定,毫无恐惧心理,这仍不会改变行为人胁迫行为的本质。对被害人心理或精神上是否产生恐惧,不能一概而论。应当从一般社会观念出发,同时结合被害人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例如,某些恐吓可能不会使一般人产生恐惧,但对于如未成年人、女性、年老体弱者等特殊人群而言,可能会有威胁效果。因此,不能以某种胁迫方法不会使多数人陷入恐惧而否定被害人实际遭受的精神压制。在判断某种行为是否构成胁迫时,只要判断该种胁迫是否足以对一个具有普通理性的正常人产生影响即可。至于被害人是否意识到胁迫、是否相信该胁迫会成为事实,或者是否实际上受到胁迫的影响,都不影响胁迫的成立。对于本案中行为人拆卸车牌并藏匿后向车主索要财物的行为,不能因为行为人留在现场的仅是纸条,就认为车主并无恐惧心理,张某等人之所以强调“如果不按要求汇款至指定账户,则毁坏车牌”这一点,就是为了给车主造成心理恐惧和精神强制的影响。因此,只要这种强度没有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即使没有使少数被害人产生恐惧心理,但从社会一般观念来看,足以对一个具有普通理智的人的心理产生影响或困扰的,就应当认定构成敲诈勒索罪。那么,张某等三人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
本罪的责任要素除故意外,还需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显然,三名行为人对于向车主索要钱财的行为在主观上是具有认识的,其追求此种结果的发生,并且,三人以藏匿的车牌为勒索筹码,逼迫车主汇款,可以肯定三名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根据刑法的规定,成立敲诈勒索罪要求行为人敲诈勒索的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敲诈勒索。根据“两高”2013年4月23日《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价值2000元至5000元以上,应当认定为数额较大。本案中,三名行为人向被害人索要钱财共计15400元,符合“数额较大”这一要求,成立敲诈勒索罪。
综上所述,张某等三名行为人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敲诈勒索罪对其进行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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